去年年底，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将拉尔菲·瓦普林顿认定为英国“最年轻的社交媒体网红”，两岁的拉尔菲在Instagram上有两万名粉丝。
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个不为人知的婴儿服装与其他婴儿用品模特。他的父母根据从商业伙伴那里收到的指示给他拍照，他的大家庭成员们在发布拉尔菲的照片前必须征得同意，以免偏离主题的照片损害其品牌。
拉尔菲无疑很可爱。但一想到网红以及他们所擅长的那些手腕，他的可爱只会加重我们的不安。
某种程度上“网红”是个不痛不痒的商业标签，描述的是靠代言产品或服务而从在线粉丝身上赚钱的人，他们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明星代言人。
然而“网红”听起来也有点邪恶，这个有影响力的人可能是蝙蝠侠电影中的反派人物，比如“小丑”。
在这个词进入词典的同时，另一种不同的影响力也成了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武器，这并非偶然。
社交媒体网红与暗中塑造政治话语的黑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两者在这个日益网络化的世界里都很成功，而在这个世界里，数字影响力是把尖锐的双刃剑——既是可销售的商品，又是对民主的威胁，既是商业梦想，又是政治噩梦。
网络连接是影响力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数字技术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创造了影响力赖以存在的孔隙。
“影响力”这个词的词源相当直白，它来自拉丁语，意为“流入”，它描绘了一幅画面，展示了每时每刻我们的思想如何流入彼此的口袋。
同样的画面引起了我们对怀有敌意的外来势力打入我们内部防御体系的焦虑。
影响力是对独立自主的挑战，既是政治上的，也是个人的。承认自己受到影响，就等于放弃了这样一种诱人的观点：作为个人或社会人，我们是完全独立的。
影响力那难以捉摸的特质同样是不稳定的，当我们试图确定其来源或衡量其效果时就会遇到这种困难。
当影响力在暗中发挥鲜为人知的幕后作用时，效果最好。这对一个致力于打造数字影响力经济的社会来说，有着明显的社会后果。
基于现有证据，我们似乎无法在不激发怀疑论和偏执狂文化的情况下构建影响力经济。担心被影响会影响我们的真实感，和对真实情况进行判断的自信。
干扰大选结果的黑客和商业网红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但两者都助长了我们这个时代不真实、不信任的基调。
在这个时代里，一种由伪装、欺骗和不真诚所构成的语言，已经成为我们解读世界的主要方式。
其实，影响力在它数字化以前早就令人不安了。
“影响力”一词出现在莎士比亚四分之一的戏剧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被影响的状态很少是快乐的或有尊严的。
莎士比亚几乎无一例外地给影响力赋予了占星术的黑暗特征。在《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这部剧中，主角文森修公爵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误导，因为人的生活必然要“屈从于这时刻困扰着人世间的高高在上的影响力”。
而与此同时，有影响力的普通人常常嘲笑那些容易受影响的人。佩洛列斯，《皆大欢喜》（All’s Well that Ends Well）这部剧中粗野而又靠不住的士兵，鼓励年轻的伯特伦伯爵充分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佩洛列斯说，宫廷里的人“饮食、言谈和举止都深受最受欢迎的人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知，今天“明星”一词仍然用来形容具有非凡影响力的人。）
莎士比亚对影响力的描述似乎有些过时，但它反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从许多方面来说，网络影响力并不是由人类行为主体所主导的。
决定YouTube推荐哪些视频的算法，或决定哪些社交媒体帖子优先于其他帖子的隐藏引擎，都是莎士比亚所谓冷漠的、“高高在上”的影响力的数字版。
它们的议程无从知晓，又变化无常，即使是社交媒体网红们也要受突发奇想的算法的影响，就好像他们在侍奉反复无常的神明。
在莎士比亚作品中，被影响与某种非理性的奴性有关。奥斯卡·王尔德则在其1890年出版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提出了更加令人担忧的观点。
小说中不负责任的影响者亨利勋爵使道林听信许多“错误、迷人、有毒而又令人愉快的理论”，同时他也承认，“所有的影响都是不道德的……影响一个人就是赋予他你自己的灵魂。如此他便不按其自然想法来思考，也不为其自然激情而脸红心跳。他的美德对他来说并不真实。他的罪，若真有罪，乃是借来的。“
在王尔德的小说中，被影响即被支配——经历着某种人格的丧失。
除此之外，《道林·格雷》还促使我们思考，随着影响力变得日益普遍，它将如何创造出一种更广泛的不真实的氛围。
亨利勋爵将受影响的人描述为不再拥有真实身份的人，这种人的动机是不真实和不自然的，因为它们都起源于别人身上。
而影响者和被影响者之间展开的亲密动态意味着，某种意义上双方都变得不真实。被影响者或许会被其他人的激情所点燃，但影响者的真实性也会令人生疑。
从理论上讲，一个受欢迎的YouTube滑板爱好者可能会同时爱上某一品牌的滑板，并为其做广告。但实际上，仅仅是存在经济动机这一点，就会不自觉地改变任何可能存在的真正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红们影响的是他们自己。
2017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发布了指导方针，呼吁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在企业关系方面更加透明。该委员会建议：“避免用鸣谢、合作、赞助、赞助商或大使这类模棱两可的信息。清晰更有价值。”
不幸的是，清晰与影响力是有冲突的，影响力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它模棱两可。在政治和商业领域，这种模棱两可都有令人不安的效果。
我们开始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我在信息流中看到的故事是否来自可靠来源？
产品推荐是由真正的消费者写的，还是由付费代言人操刀？
为什么我要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为什么我要坚持我所坚持的看法？
这些无从知晓的问题反过来又引发了一个更加令人烦恼的问题：拥有纯粹而真实的观点究竟意味着什么？
认为影响力是公共生活主要推动者的这种看法，会增加我们对他人和自己的不信任。
近来，网红现象一直在发生令人惊讶的变化。
去年12月，《大西洋月刊》报道了这样一些人，他们设计自己的社交媒体内容风格，让它们看起来像是由企业赞助的。他们插入自己的照片，营造植入式广告的假象，希望这种与品牌的虚假关系能帮助自己受到该品牌的关注，从而与品牌建立真实关系。他们的帖子模仿影响者独一无二的热情语调，为经过反复谈判的产品推广注入一种惊喜的感激之情。
《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举的一个例子，是满怀雄心的生活方式网红西德尼·普，她说自己给刚买的咖啡拍了张照片，并配上对某品牌咖啡的爱的表白作为文字说明。
与此同时，去年开始就有新闻报道称，有黑客使网红无法登录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并向他们索取赎金。
博主卡西·加莱戈斯就在一次这样的攻击中失去了对Instagram个人资料的控制。Instagram网站无法介入，所以她向黑客支付了100多美元，然后黑客就消失了，连同她的账号和近6万名粉丝一起消失了。
从历史上看，影响力一直被视为一种神秘而无形的力量，但对社交媒体网红来说，它却出奇地具体。它存在于图片、视频和文本的存档中，以数字化方式与有价值粉丝们拴在一起。
推动影响力激增的技术也使其具体化，将其变成一颗可能被偷走的数字宝石。
对我们其他人来说，影响力的概念也变得更加真实可靠。浏览一下我们的订阅信息流，我们就可以确信，有权势的人和公司正试图影响我们。作为回应，我们或许忍不住想培养一种强烈的独立性——一种不受外部议程影响的感受力。
然而，问题在于，一心抵制他人的影响可能会导致走向另一种极端——自我封闭。
在莎士比亚作品中，那些讨厌的角色比如帕洛列斯总是对他人的易受影响性进行嘲笑。在《李尔王》中，私生子埃德蒙说，把不良行为归咎于行星的影响是“矫情”。他坚持认为他自己的本性是不可避免的和自我实现的。“我应该一直是现在这个样子，”他说，“不管天空中最圣洁的星光有没有照在我这混蛋身上。”
这种孤立的自我决定论有些自大，这种不妥协是两极分化的政治气候的一个标志。
在最近的一条推特中，教皇方济各称圣母玛利亚为“第一个‘网红’”，鼓励其他人以她为榜样。正如方济各独特的时髦言论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影响力不一定要和企业利益保持一致，总能找到一些积极的方式来影响人们。
将影响力无情地商业化也是对更令人振奋的进程的破坏，我们本可以通过这个进程相互影响，相互激励。
因此，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越过影响力经济内在的不真实性和不信任，同时保留我们被他人的相异思想所眷顾甚或改变的能力，成为更好的人。
本文由“放牛班的秘密花园”编译自newyorker
作者：Laurence Scott, 译者：Sai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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