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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试分数的担忧导致许多人将教育成就的减少归咎于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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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研究表明，“屏幕时间”的持续效果尚未被搞清楚，可能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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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专家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教学生有策略、有选择地使用数字技术。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书籍还是一种新科技时，苏格拉底坚信它们会传播健忘症这种流行病。一千年后，贵族们又担心印刷机会导致大众心智超载。接着父母担心计算器不利于培养孩子的算术能力，认为电子邮件对孩子智商的危害比大麻还大。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3%的人深信科技正让我们变笨。对一千多名专家进行民意调查后，伊隆大学“想象互联网中心”（Elon University Imagining the Internet Center）和皮尤互联网项目（Pew Internet Project）发现，42%的人认为“过度连接的大脑很浅薄”，并且“对互联网和移动设备有某种不健康的依赖”。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的《浅薄：互联网如何改变我们思考、阅读和记忆的方式》（The Shallows: How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Read And Remember）一书曾入围普利策奖，他在书名中对此直言不讳。
但是，对数字技术运用在课堂上的担忧不只是群体性技术恐惧症的最新爆发。由学生大规模采用数字技术而引发的广受关注的事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导致二者之间产生某种强烈的相关关系。
来看看芬兰。本世纪初，芬兰的教育系统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它是2000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佼佼者，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得分很高，在阅读方面排名第一。教育家们蜂拥而至，希望能发现这个国家教育领域的“秘制香料”。
而在2006年至2012年期间，该国分数急剧下降，其他表现最好的国家则继续保持稳定。对于这种趋势性逆转，研究者提出了几种理论，其中之一就是认为“屏幕时间”（Screen Time）技术的使用日益频繁。
教育和政策顾问帕西·沙尔伯格（Pasi Shalberg）告诉《华盛顿邮报》，芬兰女孩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都优于男孩。芬兰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唯一一个女孩在后两门课程中表现优于男孩的国家。
一般来说，女孩比男孩更喜欢为消遣而阅读，而PISA测试的问题极其依赖于阅读理解。因此，数字技术出现在学龄儿童中可能“加速了这一趋势”——男孩阅读能力的下降导致其考试分数下降。
沙尔伯格进一步提出，用在网络媒体和在线社交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可能会导致在专注于复杂问题（比如数学和科学中的复杂问题）方面出现困难。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来自美国，在这个国家，将技术引入课堂的结果喜忧参半。据《纽约时报》报道，堪萨斯州的学生举行静坐和罢课来抗议使用Summit学习平台。与此同时，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学区也暂停使用同一数字教育系统。
Summit学习平台是由马克·扎克伯格和普莉希拉·陈支持的个性化学习系统，使用在线工具来实现旨在促进自主学习的定制化教育。然而，一些学生发现，以屏幕为中心的课程会使他们感到孤立和焦虑，而家长则担心未经测试验证的系统会对孩子的心智发育产生影响。
“We the Parents”是个反对大规模定制化学习的家长组织，它认为Summit这类系统有风险，因为其效果缺乏足够证明。该组织一名成员在给印第安纳地区学区委员会的一封信中阐述了他们对Summit的担忧，包括认为基于屏幕的教育将孩子们从促进正常学习的人际关系中排除了。
信中声明：“但缺乏证据并非我们随意行事的“通行证”，事实上，当涉及到大量使用技术和孩子的教育或社会情感幸福时，我们有许多线索都不是好兆头。在对我们的孩子进行的这个小实验得到评估之前，并没有真正的方法来评估他的学习成果，而这时伤害已经造成。”
换句话说，我们是社会化学习者，而不是数字化学习者。
诸如此类的例子引发了公众对数字技术在认知发展和保持头脑敏锐中所起作用的怀疑。但最近的一些研究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化了。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心理学教授彼得·弗罗斯特在接受《康科德箴言报》采访时说：“有如此多的书籍和文章都认为我们过度依赖科技，以至于正丧失部分认知能力……但这一点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对使用智能手机的长期影响进行研究的人，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弗罗斯特决定分析这些耐人寻味的影响，他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并进行了一项研究。首先，弗罗斯特及其团队分析了大学生的手机使用情况和短期认知能力。他们发现，更多的智能手机使用频率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呈负相关，但与观察和判断信息可信度的能力呈正相关。
然后，他让50名本科生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少于两个小时，而另一组50人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超过五个小时。从第一周的得分来看，手机使用频率高的学生解释和分析数据的能力下降了。但从第四周的得分来看，这种差异消失了。
弗罗斯特写道：“这项研究的发现表明，即使在智能手机可能改变认知的罕见情况下，这种影响也可能是短暂的，智能手机引发这种暂时变化的机制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另一项发表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上的研究发现，与屏幕互动的儿童更早发展出精细运动技能，而屏幕时间与学习走路说话等发育里程碑没有相关性。
“数字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但关于这些令人痴狂的有价值设备，仍有许多我们无法回答的重要问题。然而，很明显，许多最初反应更多是下意识的，而不是以证据为基础的。”《新科学家》咨询顾问道格拉斯·希文写道。
虽然采用数字技术的时间早于芬兰分数下降的时间，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沙尔伯格提出的另一个解释包括芬兰2008年后的经济困境。尽管Summit学习平台号称与哈佛研究人员进行了合作，但它并没有让研究人员研究其特有平台。
看着这些研究，我们陷入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是判断力提高的学生用手机增强了这些能力，还是有这些能力的学生更容易大量使用手机？是手机帮助了幼儿练习精细运动技能，还是越是发育后期的儿童学习数字技术越快？
在很大程度上，研究数字技术对学生的影响的研究者与营养学家面临着相同的障碍。无论是数字饮食还是营养饮食，很难说服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幅改变自己的生活。你知道有多少人会以科学的名义心甘情愿地放弃所有的数字技术么？有多少父母会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个有害影响尚不明的数字化体系？
即使人们同意，他们也不能在实验室里呆上几年来证明他们坚持了这个项目。我们的数字化现实意味着变量将悄悄出现在数据中，而研究者最终将依赖调查来收集结果。
这并不是说科学最终无法提供基于证据的答案：只是这些证据很难弄清楚，而数字技术是全新的，并且变化很快。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许多专家认为我们应该避免不加选择地采用数字技术。相反，我们的方法应该有目的性，只采用我们需要的技术来实现期望的结果。
这是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的《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一书、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的Team Human播客以及TechEdvocate等网站所信奉的哲学。一些开发商也在采用这种理念，比如数字学习平台Cerego。
Cerego的自适应学习工具是为培养学习和长期记忆而设计的。学生们参与到平台的认知工作中，但课程之间相互间隔，以便为他们的大脑留出时间来巩固信息并兼顾非数字学习体验。目标是与信息建立更强的神经联系，从多角度获取信息。
这种方式与其他数字系统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你参与的每时每刻都在获取利润，并且连续不断地发出通知来转移注意力，目的是让你留在平台上。
刘易斯在一次采访中说：“如果我给你一把斧头，你使用这个工具时，它既可能有极大的破坏性，也可能给你带来巨大的好处，关键是为正确的任务找到正确的工具。但请记住：斧头是操在你的手里的，而不是别人。”
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新生学院（Global Freshman Academy）的一项案例研究中，使用Cerego并完成所有课程的天文学和健康与保健专业学生比没有使用Cerego的学生得分更高，这表明他们对基础知识的记忆力有所提高。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计算器在小学广泛使用时，家长和权威人士担心它会对学生学习数学的能力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但数学老师却有意将其融入课堂。如今，他们教学生“有选择、有策略地使用”计算器，不仅提高了数学技能，还提高了推理和解决问题的综合技能。
随着有关数字技术的证据不断被发现，最好的方式似乎是认为它既无益也无害。因此，问题不应该是它们是否会让学生变笨，而是我们运用数字技术的方式会阻止还是促进心智参与活动。
本文由“放牛班的秘密花园”编译自bigthink
作者：Kevin Dickinson，译者：Sunni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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