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Kieran Setiy
大约八年前，我发现自己生活在陈词滥调中。作为一所受人尊敬的大学的终身哲学教授，我拥有自己梦想的事业。我成功地从研究生院熬出头，撑过“要么出版要么去死”的艰难历程，克服了寻求终身职位和晋升的压力。我有妻子、孩子和按揭贷款。
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一想到要做更多，一周又一周，一年又一年，又开始令我感到压抑。我会完成正在写的论文，让它出版，然后再写一篇。我教完这群学生，他们会毕业离开，然后会有更多的学生前来。我的事业像一条隧道一样展现在我面前。我正经历着一场中年危机。
很快我就发现，我并不孤单。当我和朋友们分享我的困境时，他们的回应是开玩笑，但在他们看似相仿的成功中，也有精疲力竭、停滞、后悔等相似的故事。你或许从导师或同龄人那里听到过同样的话，你自己可能也过着这样的生活。
最近的大量研究证实，平均而言，中年是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
2008年，经济学家戴维·布兰奇弗劳尔(David Blanchflower)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发现，受试者自我报告的生活满意度呈现出一个平缓的U型曲线，从年轻时的高点开始，在40多岁时触底，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恢复。
这种模式在世界各地都是强而有力的，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影响。当我们校正其他变量，比如为人父母时，它仍然存在。这条曲线很平缓，但意义重大：20岁至45岁之间的平均满意度差距，与被解雇或离婚导致的生活满意度落差相当。
关于生活满意度的数据与早期针对工作的研究是一致的。1996年，一篇基于一项针对5，000多名英国员工的调查的文章发现，工作满意度也呈现出平缓的U型曲线，尽管最低点来得更早，大约在39岁左右。
早在1965年，精神分析学家埃利奥特·雅克(Elliot Jaques)就创造了“中年危机”一词，他指的不是有婚外恋的中年患者，而是从米开朗基罗到高更等艺术家创作生涯的戏剧性转变，他们对自己之前的作品感到不满意。
“中年职场危机”的原因还不是很明了。为什么中年时工作满意度会下降？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以及和朋友们的交谈来判断，有很多因素：选择范围越来越窄，后悔的必然性，或走马灯似的没完没了的项目。
通过求助于哲学，我发现尽管古代和现代哲学家很少提及中年这个词，但他们提供了一些工具，帮助我们思考职业生涯的形成以及我们对职业的态度。
这些工具有治疗作用，但也有诊断作用。它们能帮你了解你在职业生涯中期的不适是不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你需要改变你正在做的事情或改变你的做事方式。自我颠覆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它并不总是可行的，总有些治疗挫折和后悔的方法能帮助你取得成功，即使你呆在原地。
对过去的后悔
我从哲学中获得的一些深刻见解，谈到了接受无法改变的状况所要面临的挑战。随着生活的继续，各种可能性逐渐消失，选择受到限制，过去的决定对我们形成束缚。
即便自己做不了多少了，我们也无法避免这样一个事实：每个选择都会导致其他选择被排除在外。往往是在职业生涯中期，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永远无法选择的生活，以及错过的痛苦。
就我而言，我一度想成为一名医生，就像我父亲一样，之后我又想成为一名诗人，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选择了哲学。在接下来的15年或20年里，我没怎么考虑其他选择。如果你也是这样，那么你读完研究生会更容易。
但在35岁时，在跨越了学术赛道的障碍后，我停下来喘了口气，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去做很多我曾经想做的事情。学术工作通常是线性的，很难放弃。谁会轻易放弃终身教职？实际上，我并没有打算改弦易辙申请医学院或成为一名诗人。我稍后会从匹兹堡大学搬到麻省理工学院，但我不会离开学术界。
很可能你过去的职业模式更复杂。40岁的人一般都从事过更广泛的工作，但基点仍然保持着。当我们回顾自己的生活时，回想起那些没有选择的道路，有时会感到宽慰，有时又会感到后悔。哲学能帮助我们接受这一点吗？
我认为可以。它通过重构后悔的困境来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们会对没有选择某种生活或没有追求某种职业有种失落感？即使一切顺利，我们还是会这样，因为不同的选择所实现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有价值的活动产生价值的方式是不同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今晚可以去看一个喜剧演员表演脱口秀，或者去看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第一场比赛。即使你知道棒球对你来说是正确的决定，你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落感：如果喜剧演员只在这里呆一晚，你就听不到她的表演了。
显而易见，职业后悔也是同样的现象。当两家公司给你提供相似的职位，而你选择了薪水更高的那一家时，你可能不会感到苦闷，但当你选择金融行业而非时尚行业时，有失落感就很合理了，即使你确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这表明，后悔并不意味着任何事都是错的。即使结果很乐观，某种程度的后悔也是恰当的，不该回避它。后悔表明你重视许多活动。
如果你从事时尚而非金融业，你仍然会经历这种情况，尽管其重点会有所不同。唯一能完全避免后悔的方法就是只关心一件事，一个得分最高的衡量标准。但这会令你的生活变得贫瘠。提醒自己，错失机会的感觉必然带来某种好的结果：在各行各业中找到价值的能力。
错误，不幸，失败
你可能会说，一切都很好，除了有另一种后悔——当事情不顺利时我们会经历的那种遗憾。错误、不幸、失败又怎么样呢？每种职业都有错误的转向，有些甚至比其他职业更多。
人过中年，我们会发现自己在懊悔地反思过去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放弃了在音乐方面有前途的职业，成了一名公司律师。十年后，她发现她的工作单调得令人失望。困扰她的与其说是不知道现在该如何改弦更辙，还不如说是希望能改变过去。为什么她犯了放弃音乐的错误？她是怎么接受的呢？
哲学再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你必须把你当时本该做的或乐于接受的事情和你现在的感受区分开来。当事情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展时，这两者显然是会分开的。如果你做了一项愚蠢的投资，但它碰巧带来了利润，你无需后悔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即使没有什么意外，事后的感觉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道德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设想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尽管生活并不稳定，但还是决定怀孕生子。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个糟糕的决定，缩减了她的教育，开始了一场抚养孩子的长期斗争。然而，多年以后，当她拥抱她十几岁的儿子时，她对他心存感激，并庆幸自己犯了这个客观上来讲的错误。
对所爱的人的依恋，能使你理性地肯定构成其生活的过去事情，甚至是不吉利的事情。
当我的朋友为失去音乐事业而忧伤时，我提醒她，如果当初她没上法学院，就不会遇到她丈夫，她女儿也不会存在。
爱是对遗憾的一种平衡。我们从友谊、项目和追求的活动中获得的满足感也是如此。
正如哲学家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所写，“如果生活是美好的，我们有理由为拥有它而感到高兴，而不是那些本可以过得更好却截然不同的生活。”
我们生活在细节而非抽象中。和你可能会拥有更成功事业的含糊事实相反，你可以脚踏实地做好你的现有职业。
除了对人的依恋，还有对细节的依恋——你在另一种生活中不会经历的互动和成就。
当我觉得自己本应该当医生而不是哲学家，并开始后悔我的选择时，我就会忽略自己工作的质感，以及在工作中创造价值的无数次记忆犹新的场景——学生的进步，或与同事富有成效的谈话。正是这些细节阻止了我们选择自己未曾经历的生活。
这种重新构想职业的方式有局限性：无法保证每个错误都能在事后回顾时得到证实，也不保证后悔总是不合适的。
但后悔感让你以一种外部视角审视自己的生活，全身心地关注你所珍视的人、关系和活动会让这种后悔感减弱，这取决于你选择的职业。
对当下的厌倦
接受我们无法改变的事情，只是我们在U型曲线上跌倒时所面临问题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职业生涯中期最令我感到不快的，不是对过去的后悔，而是对现在的徒劳感。我的工作似乎仍然有价值：我看到了教学、研究和写作的价值。然而，在即将到来的一系列项目中有一些空洞的东西。一件事一件事地做到退休，这种想法多少有点事与愿违。
做有价值的事怎么看起来就没有意义了呢？
第一个解释性概念是改进的价值——解决问题或满足需求的价值，即使这种需求是你不想面对的。很多工作都是这样的，你必须调解同事之间的冲突，处理产品首次展示时出现的意外故障，确保自己遵守规定。
虽然改进是必要的，但它带来的满足感有限。如果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纠正错误，达到目标，或者防止事情出错，那么我们会对工作的真正价值缺乏远见，更遑论如此辛苦地工作了。
中年职场危机的一个原因是，你在工作上花了太多时间来灭火和避免坏结果，而非追求有存在感价值的项目——那种让生活有价值的项目。
解决办法是找时间做些让自己感觉良好的事，要么在办公室做，比如开始一个已拖延多年的宠物项目，要么在办公室外做，恢复一项你最喜欢的爱好，或开始一项新爱好。
这条建议看似平淡无奇，却很有深度。萨尔萨舞和集邮或许没你的工作那么重要，但有存在感的活动具有改进性工作所没有的价值。你必须为生活中的这些快乐腾出空间。
职业中期的空虚感还有另一种解释，它超越了对存在感价值的需要。当我们从哲学角度审视项目的性质和我们的投入时，无论是等待评分的论文、与经纪人的交易，还是要设计的产品，我们都能发现一个结构性缺陷：项目以自己的完成为目标。
例如，当我专注于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专注于一个尚未实现的目标，完成项目那一刻将成为某种记忆。满足总是在未来或过去，难怪现在有空虚感。
更糟糕的是，如果一个项目对你来说有意义，不仅你的满足感会延迟，对项目的参与还会破坏其意义：在追求一个项目的过程中，你要么失败（这很糟），要么成功，由此它指导你生活的力量也就终止了。
中年职场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对项目的过度投入，对一个又一个成就进行奖励，但还有另一种方式。如今正念非常流行，而你可能会对“活在当下”这句口头禅翻白眼。我并非不赞同。当这句口号脱离了佛教的无我观念时，剩下的意义就不明显了。但是活在当下有个非形而上学的清晰解释。
关键是要区分我们从事的两种活动。项目是目标性活动（telic activities，telic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telos，意为“目的”或“目标”），因为其目标是终结状态，而非待完成状态。这些活动的目标是消灭自己。你在准备客户推介然后展示它，谈判并达成交易，计划和主持会议。达到目标会带来片刻的满足感，但在那之后，就要进入下一个项目。
其他活动是非目标性的，没有内在目的。想一想走路回家和散步之间的区别，或把孩子放到床上和养育孩子之间的区别。当你从事非目标性活动时，你不会把它们都做一遍，它们也不会引起项目的空虚感，因为满足感总是在未来或过去。非目标性活动是在当下就全部完成的。
在工作中，我们既从事目标性活动也从事非目标性活动。比如，你正在写一份人力资源报告(目标)，并从同事那里得到反馈(非目标)。
大多数目标性工作活动都具有有意义的非目标性：当你在处理这笔交易时，你是在推进公司的增长战略，当你主持那次会议时，你是在吸引行业利益相关者。所以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专注于固定活动或正在进行的活动——项目或过程。
通过调整方向来减少项目驱动，你就能战胜当前的空虚感，而无需改变你所做的事情或你的做事效率。
结 论
这让我们回到了诊断问题：与改变你的想法和感受相反，职业生涯中期的不适何时才是改变方向的信号？你可能在职业上不满意，因为你的工作不匹配你的才能，因为你的兴趣已经转移，或者因为晋升前景渺茫。但你的不满也可能引发后悔问题，或项目的自我颠覆，而这是找新工作解决不了的。
研究我所探索的策略是确定这是哪种情况的一个步骤。这些策略是否足以让你适应职业的局限性？如果答案是否，那么这就是你改变赛道的依据。中年并不算太晚：中年职场危机可能会刺激你彻底的、充满活力的改变。
但即使改变了赛道，你也不该忘记那些让我克服自身不适、重拾工作乐趣的策略。认识到错过是不可避免的，不要试图希望它消失。要明白依恋是对遗憾的平衡。为有存在感价值的活动腾出空间。重视过程，而不仅仅是项目或产品。
本文由“放牛班的秘密花园”编译自《哈佛商业评论》
作者：Kieran Setiya, 译者：A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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