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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体系往往服务于发现天才儿童并为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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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教育工作者来说，过度关注天赋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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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们或许应该强调成长与可塑性在未来成功中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我们喜欢对一些人顶礼膜拜。在一个崇尚独立、美德和个人责任感的文化中，我们最喜欢的形象是那些看上去只比我们普通人更有料的人。而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贝多芬、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等这样的人显然是超人，或者说我们倾向于将他们视为超人。
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和西奥多·西蒙（Theodore Simon）刚一发明IQ测试的前身，教育工作者们就开始把这些测试应用到学生身上，他们急于找出哪些学生属于精英，哪些只是普通水平。
这使学校开始痴迷于发现和鼓励天才儿童。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似乎是让一个天才儿童的智力被浪费，只因为没有给他们机会来展示其天赋。或许人们天生喜欢知识的巨人，假设你在小学教过比尔·盖茨，那绝对够你吹一辈子牛了。
然而这种态度一直在逐渐发生着转变，随之而来的新目标是我们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与其说找出少数有天赋的学生并尽可能鼓励他们在社会中出类拔萃，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最具可塑性的学生。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徳韦克（Carol Dweck）是第一批研究这种差异的人。其核心是两种基本思维模式：固定型思维和成长型思维。
持有固定型思维的人把才能和天赋视为与生俱来的。它认为你不可能变得比现在更聪明，因为这是你出生时就注定的。也许会有一些回旋余地，但在很大程度上，你现在的能力和将来的能力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中有才华的人似乎比我们这些普通人更特别。
成长型思维恰恰相反。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衡量天赋的标准，但培养天赋最重要的因素是勤奋。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勤奋但没有天赋的孩子将胜过一个仅有天赋的天才少年。
德韦克认为，持有固定型思维的人会优先考虑表现得尽可能聪明，如果你认为你的才能（以及你的价值）是固定不变的，那么这是个合理的策略。他们会逃避挑战，因为挑战可能会失败，而失败会令自己显得愚蠢，从而减损其价值。
然而，具有成长型思维的人会主动寻求挑战。这是提高其自身能力和学习新经验的机会。幸运的是，成长型思维可以被教授，我们的个性和经历可能会鼓励我们倾向于其中一种而非另一种，但这是可以被刻意改变的。
在一项干预中，中学生们接触到一个“成长型思维”项目，该项目教授了一些概念，比如大脑可塑性背后的神经科学，以及把大脑当成肌肉来强化的策略。
然后，研究人员测量了学生的数学成绩。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照组的表现往往更差，但干预组不仅表现比对照组好，随时间推移他们实际上表现得越来越好。
有人对德韦克和固定型思维与成长型思维理论提出了批评。一些心理学家未能复制德韦克的结果，因而批评这一理论，但她认为鼓励成长型思维的项目一直都实施不力。
为了证明这一点，德韦克和她的同事戴维·耶格尔（David Yeager）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展示了两个25分钟长的在线课程对促进1.2万名九年级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所带来的影响。
即使这种极其微小的干预似乎也有效果。学生成绩平均提高了0.1分，得D或F的学生比例下降了5%。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影响在德韦克和耶格尔认为以成长型思维为中心的学校中更大。在这些学校，学生成绩上升了0.15分，得到D或F的可能性下降了8%。
矛盾的是，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培养更多的天才学生，我们不应该关注他们的天赋。在可塑性面前，天赋几乎无关紧要。
愿意学习和学习更勤奋的学生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并成为天才，而不是那些一开始就有天赋的学生。
爱因斯坦、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和其他领域的成就非凡者显然拥有非凡的智慧，但他们也是勤奋工作的人和终身学习者。
本文由“放牛班的秘密花园”编译自bigthink
作者：Matt Davis，译者：Sunni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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